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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的警衛

紅軍長征的警衛

時間:2019-3-13 作者:張中俞 來源:本站原創 瀏覽次數:

2018年,公安警衛部隊不再列武警部隊序列而退出現役。警衛局(處)仍由同級公安部門管理,承擔規定的警衛任務(擔負黨和國家領導人、省市主要領導及重要來訪外賓)。不難想像,紅軍長征絕不會放松警衛工作。廣義而言,所有保證順利轉移的行動部署,均屬警衛工作。因而,長征的行戰部署、宿營警戒、軍事攻守等都是有效的警衛內容。本文從狹義角度試談警衛機關、警衛人員等警衛力量概況及其在長征中所做的相關工作,難免掛一漏萬,敬請專家同行斧正!

一、中央紅軍警衛力量

1.國家政治保衛局

談紅軍警衛武裝力量,先得從政治保衛處談起。其前身是紅軍總前委特務隊,成立于1930年10月上旬。同年12月,特務隊在江西寧都擴編為特務大隊,保衛中央機關和首長、警衛無線電臺隊。1931年7月,特務大隊在江西興國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處,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8月,改由鄧發任處長。

1931年11月,國家政治保衛處改名為國家政治保衛局(本文簡稱國局,今公安部和國安部前身),以鏟除特務、搜集情報、肅清匪患、保衛首長等特殊工作為己任。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它“在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管轄之下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一切反革命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12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在紅都瑞金成立,鄧發任局長。下設秘書處、偵察部、執行部(含特務隊的政治保衛大隊為其武裝)等。1932年,增設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據陳復生的《三次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個老紅軍的自述》:“根據國民黨新的統治方針,他們在全國推行德國法西斯統治手段,雇請了德國的特務專員,訓練大批特務奸細,混入蘇區與紅軍隊伍中進行瓦解破壞活動。根據這一斗爭形勢的需要,黨中央于1932年決定在紅軍中建立專門從事防奸保衛工作的各級領導機關——保衛局與特派員。”1933年初,隨黨中央從上海遷到蘇區的中央特科人員并入國局。1933年10月,國局成立政治保衛第二大隊。

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后,統一領導原由特科主管的白區情報保衛工作和由肅反委員會負責的蘇區情報保衛工作。一是統一配備首長身邊的人員、裝備二是防止壞人混入紅軍,防止有人帶槍投敵。三是在戰后清查俘虜,防止敵特渾水摸魚。四是在白區、赤白交錯區刺探情報,并負責駐地安全。據裴周玉回憶:“保衛局是領導與組織紅軍同國民黨特務作斗爭的領導權力機關,它的具體工作任務:一是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維護黨的團結并動員群眾同破壞黨的路線政策與黨的團結的現象作斗爭;二是對混入紅軍、蘇區的奸細、特務及內部的叛徒、投敵分子,堅決進行斗爭與消滅之;三是幫助地方建立與健全保衛機關與維護社會治安,肅清土匪的騷亂等;四是在敵區與邊防區建立情報網,并物色人員打入敵區展開情報工作,以掌握敵人進攻與特務活動情報等。”曾任國局執行部部長的李一氓說:保衛局“要做中央政府和黨中央機關的警衛工作,要擔任監獄的看守工作,中央一級領導人的警衛員也要從這個部隊選派。”據叛變的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的《回憶》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與取締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鞏固蘇維埃政權。同時,它又負監視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高級干部之責。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處決每一個被認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

國局有自己獨立的建制。在軍隊,各方面軍、軍團、軍設保衛局(分局),各師、團設立特派員,營、連有秘密保衛干事,連隊、機關有由特派員單線發展領導的網員。國局與下級各分局、特派員間,實行垂直領導;保衛分局與政治部、參謀部是平行的;特派員歸同級政委領導,保衛干事要向特派員匯報工作。在地方,省、縣設保衛局,區設特派員,都由同級黨委書記領導。此外,各級軍政首長一律無權改變或停止執行國局命令。曾任總部五局特派員的朱開銓說:特派員“第一,監督執行政策;第二,打土豪收集資財,供應紅軍;第三,做群眾工作。”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偵察部科員劉明輝回憶說:“地方縣以上、軍隊軍以上設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以下實行特派員制。部隊師、團、營都叫特派員,級別等同于同級副職,連以下則發展‘網員’,是秘密的情報員、監督員。”

2.政治保衛團

1934年10月,為進一步做好戰略轉移過程中的保衛工作,國家政治保衛局擴大了警衛武裝力量。一是成立政治保衛團(本文簡稱政衛團,有人稱為中央警衛團)。團長姚喆,政委張南生,參謀長孫毅。下轄三個營,原第一大隊改為政衛團的第1營(營長吳烈),第二大隊改為其第2營,第3營則由江西省幾個獨立團骨干組成。據蔣繼光的《豸山驕子  彪炳千秋——張南生將軍傳》載:“長征開始后,國家保衛總隊改稱保衛團。……其主要任務是負責中央和軍委的安全警衛工作。”二是在各軍團政治部設立政治保衛連,負責警衛所在軍團的軍團部及鋤奸、關押犯人、督戰等。如龍書金曾任紅一軍團的政治保衛連連長。

出發時,長征隊列的左翼由林彪、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開路,羅炳輝、蔡樹藩率領紅九軍團跟進掩護;彭德懷、楊尚昆率領紅三軍團在右翼開道,周昆、黃甦率領紅八軍團跟進掩護;黨政軍領導和機關所在的軍委兩個野戰縱隊居中,擔架隊、運輸隊也在其中,猶如一頂受拱衛的八抬大轎;董振堂、李卓然率領紅五軍團殿后阻敵,擔任總后衛。在搶渡湘江前,右前翼改為紅一軍團(紅九軍團仍隨其后),左前翼改為紅三軍團(紅八軍團仍隨其后),其余隊列不變。其中,軍委第二野戰縱隊第4梯隊(即紅星縱隊第16大隊)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團組成。毋庸置疑,這種前呼后擁式的部署,雖保證了軍委兩個縱隊安全,但卻捆住了機動靈活的紅軍手腳,從而導致長征隊伍步履蹣跚,招致被動甚至挨打。據黃良成的《憶長征》載:“毛主席對這一段的行動,稱之為‘保駕式的轉移’或叫做‘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據《楊尚昆回憶錄》載:“從瑞金出發到黎平,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經常打掩護仗,被動挨打。所以,彭德懷同志氣憤地對我們說:‘這樣抬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把革命當兒戲,真是胡鬧!’”

3.首長特務員

國局成立后,主要任務之一是培訓和配備保衛首長的特務員(警衛員)。特務員是指國局派來保衛正團級及以上首長的士兵和做警戒保衛工作的人;承擔一些特定事務,軍委曾規定由特務員攜帶電鍵,使電臺能收不能發,以防泄密。

據悉國局給級、師級首長配特務人,給軍團級首長配特務,給軍委主席副主席每人配4個特務員。據《李堅真回憶錄》載:姚喆團長“他隨身還有位警衛員,一位飼養員和一匹馬,我想不如把他帶走。”1936年,艾平在《第六個夜晚》中說:“‘這是師長!’守在洪師長尸首旁的一個特務員(貼身警衛)同志這樣回答,他是帶著憤懣悲傷的語氣告訴他們:‘敵人都打坍了,他才中了一顆飛子呀。’‘同志們!’另一個特務員在喊:……”朱德對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說:“在長征中間,……我只有一個擔子,一個人,一匹馬,一個馬夫,四個特務員。”據《劉英自述》載:“毛主席說,這好辦,我有四個警衛員。”“長征出發時,中央規定政治局委員每人一擔行李,四個警衛員。”1984年,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回憶說:“我便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帶了兩名警衛員赴五軍團去任政治委員。”據《秦基偉回憶錄》載:“當團長的時候,……有警衛員,有公務員。”

警衛員在新中國建立前叫“特務員”,是因有人覺得這容易讓人聯想到奸細才改稱的。1937年西北政治保衛局頒發《特務須知》,把警衛員稱為“特務員”。據黃連秋的《井岡山上一堂課》載:(1928年)“我們到達井岡山的茨坪村。……宣布我們這一百二十六人的隊伍,改編為紅軍第四軍特務營(即現在的警衛營)。”據闕桂蘭的的《跟毛主席過萬水千山》載,鄧發于1934年對他說:“為了加強保衛工作,決定調你去給毛主席當特務員(當時警衛員叫特務員)。”據莫文驊《一匹黃馬》載:“1934年10月……查了一下路線,留了一張條子給陳師長,便帶著特務員吳太、飼養員張繼勝,牽了一匹馬,披星戴月,連夜向東,直奔古龍崗。”1934年12月13日,軍委下令:“國家保衛局附特務隊與紅軍工作部合在一起。”據《伍云甫日記》載:(1935年)“一月十二日……召集本局炊事員、運輸員及通訊員、特務員分別開會,討論整頓工作。”據宋生發的《我隨陳毅同志打游擊》載,“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給陳毅同志當特務員。”1938年,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載:一個人“如果背后跟著一個特務員,或者前面有一個通信員,那么對于問路及別的一切,就方便得多。”據《賴傳珠日記》載:1942年“一月十一日……晚上召集特務員會議,研究他們的工作及任務。”1943年10月,毛澤東給延安中央醫院小兒科專家侯建存寫信道:“在邊區政府工作的吳吉清同志(他過去是我的特務員)的小孩患病甚重,……”1947年1月,358旅旅長黃新廷的特務員李銀橋說:“我知道當特務員的責任,一是負責首長安全,二是照顧好首長的生活,三是絕對保守機密。”據《邱會作回憶錄•上》載:(第二縱隊里)“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飼養員、特務員(后改稱警衛員),少數還配有運輸員挑東西。”據軍委總部一局參謀呂黎平回憶:劉伯承“認為……應改變國民黨和舊軍閥部隊對‘兵’、‘伕’的鄙視稱呼,建議各級軍事行政長官,統一稱呼為‘指揮員’,同各級政治委員、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對等相;對‘兵’、‘伕’也相應改為:士兵——戰斗員,衛兵(保鏢)——特務員(后改稱警衛員),號兵——司號員,旗兵——掌旗員,馬弁(勤務兵)——勤務員(公務員),傳令兵——通信員,伙伕——炊事員,馬伕——飼養員,挑伕——運輸員。”

4.干部團

1934年10月1日,為適應新形勢,軍委將紅軍大學、公略步兵學校、彭楊步兵學校、特科學校等四所學校合為一,后改稱為軍委干部團或干部團。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參謀長鐘偉劍(兼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參謀長),特派員林接標。

長征開始后,它的主要任務便是警衛中央機關和首長因為其多數成員是素質高(兵精將猛)、裝備好(配雙槍、戴鋼盔)的連排干部所以有人說它是一支“御林軍”(民間對皇帝禁衛軍的俗稱,指古代護衛皇帝及京城的軍隊)。曾任軍委干部團政治處主任的莫文驊在《莫文驊回憶錄》中說:“我們干部團被安排走在中革軍委縱隊前頭,擔負著保護中央機關的任務。”此外,還有屬于干部團組織序列的上級干部隊(簡稱上干隊),其主要任務之一也是警衛中央機關和首長。據上干隊政治科學員曾克林在《戎馬生涯的回憶》中說:“干部團是軍委縱隊的主要戰斗力,擔負著直接保衛軍委首長和領導機關的光榮任務。”

5.軍委教導師

1934年9月,在江西瑞金成立軍委教導師(或稱中央紅軍教導師),由三個團(第1、第3、第5教導團)、一個機槍連、一個警衛連編成,全師共5000人(其中約4500人為新兵)。師長張經武,政委何長工,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李熙,特派員裴周玉。10月中旬,編入軍委第二野戰縱隊第一梯隊長征,其主要任務是會同國家政治保衛局一起負責保衛中央機關和首長,搬運武器、物資等。一般來講,方面軍有教導師、軍團有教導營(其主要作用是平時儲備干部,必要時向基層選派軍政干部)。何長工回憶說:“教導師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的一支新部隊,成為培養軍隊干部的大學校。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黨中央及軍委機關,在業務上與政治保衛局有關。據裴周玉的《踏上艱難的征途》載:教導師是“由各縣獨立團和游擊隊倉促組建起來的,主要負責保衛黨中央機關的任務。”

二、警衛力量的長征工作

1.偵察、搜集情報

長征出發前,軍委總參謀部和國局派出兩名測繪參謀和5名偵察員組成偵察隊,負責勘察地形、探問情況、繪制地圖,分段送回中央作決策參考。這個由卓雄負責的小分隊即刻化裝上路,向贛西南而去,可謂軍中的“千里眼”“順風耳”。但到桂東北時,小分隊只剩下卓雄等三人。因而此后在湘黔的偵察探路任務,改由左權率領的紅一軍團偵察團負責查清路況和偵察敵情等,并及時向總部報告。

1935年1月,中央紅軍來到貴州烏江邊。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羅瑞卿率政治保衛大隊察看地形,布置警戒,派偵察員深入村莊了解民意、收集情報。

2.警衛機關、首長

政治保衛人員要具體安排和督促宿營警戒(放排哨、班哨、步哨、游動哨等),以能及時發現敵軍和敵特偵察、突襲、破壞,掩護各部休整等。長征中,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工作部部長李克農先后兼任軍委第二野戰縱隊、軍委縱隊駐地衛戍司令,負責警衛機關、首長。根據12月13日至19日的貴州黎平整編規定,“國家保衛局附特務隊與紅軍工作部合在一起”,李克農利用其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負責調查敵情、掃除敵探,率領特務隊保衛黨和紅軍領導人的宿營安全。

1934年12月初途經桂東北時,敵特和壞分子扮成民眾,混進紅軍駐地縱火燒房,企圖破壞軍民關系。國局成功偵破“縱火案”,召集群眾大會,宣傳紅軍政策,揭穿敵人放火乃一箭雙雕之毒計,維護了群眾利益,樹立了紅軍聲威。

12月12日,朱德在黎平縣洪州分縣牙屯堡的一塊茶油山里,向警衛軍委機關的政衛團指戰員作指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后,我們既要遵守群眾紀律,又要執行民族政策。……在少數民族地區,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特別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團結少數民族,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反動軍閥。

1934年12月17日,政衛團、干部團等警衛武裝隨軍委總部來到黎平城(入黔第一城)。18日,在此成功地警衛了黎平會議(長征首次政治局會議)會場。

黎平整編后,為保衛中央機關和首長,干部團、政衛團與軍委縱隊同行。如軍委1934年12月28日的《關于我軍占領余慶、黃平后的行動部署》中就規定有:“軍委縱隊分兩路前進至金坑、羅朗之線,野戰司令部隨一梯隊、干部團進至羅朗、帶翁甫地域,二、三梯隊及政衛團則進至金坑地域。”

進遵義城后,政衛團警衛遵義會議、保衛中央首長安全。鄧發對吳烈布置說:“中央準備在這里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會場周圍和行動路線的警衛工作由你們營負責。”隨后,他們詳細地看了會場及附近環境。時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偵察科科員的張耀祠回憶說:“為了保衛中央領導同志進遵義城的安全,國家保衛局局長鄧發要偵察科、檢查科派幾個同志先進城,對城內敵特、社會情況進行調查了解,部署好安全保衛工作。……國家保衛局偵察科、檢查科的同志,身著便服,夾在群眾中。國家保衛局特務隊肩著駁殼槍,排列在中央領導同志的兩側和前排,部隊以三路縱隊邁著整齊的步伐沿大街前進。”1935年1月12日,張耀祠從國局偵察科調任特務隊班長,負責帶隊警衛毛澤東。1月28日,吳烈帶領手槍隊100多名指戰員直奔習水縣土城青杠坡激戰正酣的前線,成功保駕朱總司令等。

與政衛團一樣,同受剛成立的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陳云)統管的干部團,也負責保衛工作。據第3營政委羅貴波的《革命回憶錄》載:“到湘南后,我們三營奉命跟隨中央軍委機關,直屬總參謀部作戰局指揮,實際上是中央軍委機關警衛營。行軍時,沿途擔任警戒和保衛中央軍委機關,并負責中央領導駐地四周的警戒。遵義會議期間,負責遵義城內和會場外面的警戒任務。……宿營地四周,中央首長的屋前、房后,都由我們三營擔負警戒。……在遵義,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他告訴我們,要在這里召開重要會議,命令我們做好會場周圍及遵義城的警備工作。1月15日清晨,我們在會場的周圍布滿了崗哨,我和林芳英、霍海源分別帶戰士在各條街道和會場的四周巡邏警戒。”1935年2月25日晚,上干隊與紅九軍團的一個警備連在桐梓城成功執行守備警衛任務。

3.護送重傷病員

長征初期,政衛團還要配合軍委第二野戰縱隊擔架隊把重傷病員送回蘇區治療。中央紅軍一路西征,雖然沖破了敵人的數道封鎖線,但也留下了不少重傷病員。1000多人的政衛團,隨擔架隊送回中央蘇區的指戰員先后多達150多人。

他們送回傷員后,再來追趕部隊已很難。一則國民黨占領中央蘇區后,實行白色恐怖,有的指戰員回到蘇區后便落入敵手而被殺;二則雖說長征去湘西,但行蹤不定,要找到部隊談何容易。開始一個月情況尚好,指戰員完成任務帶著一身傷痕、疲憊還能艱難追上部隊。但后來漸漸地就不見歸隊,多半是下落不明了。

4.護衛國家銀行

長征初期,政衛團負責軍委第二野戰縱隊的警衛任務。其中,政衛團第1營的一個連專門保衛由國家銀行等組成的第15大隊。每個政衛團警衛連指戰員負載幾十斤的擔子和武器;每逢機器因路窄或被樹木卡住時,還要協助軍委教導師一起挪運。蘇維埃國家銀行通訊員許長庚在《長征中的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中說:“同我們一路行軍的是中央警衛團(國家政治保衛團)一營的同志們”

據《赤國警魂:中華蘇維埃政治保衛紀實》(辜水保主編)得知,1934年12月底,軍委縱隊到達黃平縣舊州鎮。當戒備森嚴的第15大隊進入舊州時,引來圍觀。吳烈看到人頭攢動中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便找來大隊長曹根全、警衛連連長等人開會和布置警戒。連長向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匯報了情況,并連夜召集會議。大家枕戈待旦,一晚平安無事。第二天夜幕降臨后,運輸員和銀行工作人員睡在內層,外圍是警衛連指戰員,再遠些是哨兵。……夜黑風高,凌晨兩點左右,一群踩好點、熟悉地形的土匪,蒙著臉、握著兩尺長的鋒利勾刀前來偷襲。連續摸掉幾個崗哨后,直奔大隊住地仁壽宮而來。連長警醒一看,只見窗外寒光閃閃。他身捷手快地扣動板機,槍聲在寂靜黑夜中更加清脆而響亮。有備而來、身強力壯的土匪們把手中的勾刀舞得飛快,有紅軍不幸倒在血泊中。但吳烈等人的槍彈射得更快,戰斗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土匪棄刀投降。鄧發、吳烈等連夜對所擒土匪進行審訊,他們供認看到15大隊沉甸甸的擔子時,便眼放綠光,心生殺人劫貨之念。次日晨,召開群眾大會,槍決土匪,除暴安民,老鄉們奔走相告。國局為犧牲的三人開了追悼會,爾后又保衛著中央機關和首長向黔北前進。

5.監管運輸隊伍

長征前,在中央蘇區雇運輸員時承諾只需服務半個月,但后來卻漸行漸遠。進入廣西后,有運輸員鬧著回家,甚至提出不要工錢、保命要緊;有的尋機不辭而別, 開了小差;有的干脆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即便國局的人用槍逼也無濟于事。誠然,上有老、下有小的老鄉們靠辛苦掙幾個錢養家糊口,不情愿東奔西走。

有鑒于此,政衛團警衛連指戰員沿途動員同情、支持革命的群眾來補充運輸隊伍。還配合15大隊黨支部書記曹菊如等人做運輸員的思想工作:闡明紅軍主張,堅定革命勝利信念;答應在新地方建立蘇區后,就付給雙份力資。此外,切實減輕運輸負擔:主要帶彈藥、醫藥、銀元等;組成炊事班、救護隊等,加強生活照顧;調整擔子數和重量,減少體能消耗;有礙通行、影響速度的大件盡量毀棄。通過細致的動員、切實的減負,穩定了運輸員隊伍,保證了艱難任務的完成。

6.參與部分戰斗

軍委教導師在搞好運輸同時,也參加一些戰斗。如1934年11月10日的軍委電令就指出:11日“由四時起應令教導師接替一縱隊在文明司對滁口、郴州、九峰各方向的警戒。”據裴周玉回憶:“在通過湖南桂東、汝城與廣東仁化之城口鎮敵人設置的第二道防線時,……劉伯承命令教導師接替一軍團在仁化方面阻擊敵人,掩護軍委縱隊。……我奉師長、政委命令協同第一團前去執行這一任務。”

顯而易見,負責警衛的指戰員們為中央紅軍突破敵軍封鎖線作出了貢獻,歷史不會忘記這些革命功臣。其中,國局系統僅在湘江戰役中就犧牲了500多人。

黎平整編后,成為軍委直轄作戰部隊的干部團、政衛團更是放開了手腳,宛若龍歸大海、虎入深山,屢立戰功。1935年1月初,為強渡烏江進軍黔北,干部團的三個步兵營及上干隊指戰員搜集木材、竹子、門板、洋油筒、棕繩等,并搬到江邊;特科營工兵連指戰員依靠教員何滌宙出謀劃策,連夜架設了浮橋。

紅一軍團成立了強渡烏江指揮部,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羅瑞卿擔任副指揮,分局政治保衛大隊的劉昌華、鐘家通、丁勝心、王友才、唐占欽、賴采倫、楊水木、江石石報名參加尖兵連。《紅星》報的《偉大的開始——1935年的第一個戰斗》贊揚了22個渡江勇士,“保衛首長安全,是滴水不漏的英雄,突破烏江天險,掩護部隊過江更是英雄”。為減少阻力,紅一軍團政治保衛大隊的一個中隊化裝成黔軍潰兵,由經過教育后的俘虜帶路,于1月7日深夜詐開南門,智取遵義城。

1935年1月28日,軍委干部團協同紅三、紅九軍團在土城青杠坡戰斗中,以猛虎下山之勢,以傷亡百十來人的代價,曾攻到了川軍郭勛祺師師部附近。其中,上干隊打得尤為英勇頑強。澤東高興地直說:“陳賡行!可以當軍長!”

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6日,上干隊和紅九軍團的一個連,在婁山關阻擊敵人。周恩來贊揚上干隊仗打得很好,保衛了遵義、保衛了黨中央。干部團還配合紅三軍團奪取桐梓;在遵義戰役和老鴉山戰斗中,打得勇猛異常

1935年3月底南渡烏江時,奉總參謀部命令,由干部團第3營副營長霍海源帶一個排守住烏江浮橋;待殿后的紅五軍團接防浮橋后,才追趕上主力部隊。

7.保護商家利益

紅軍進入貴州遵義后,紅一軍團保衛分局和沒委一起,在重要物質存放地貼上“國家政治保衛局”“紅軍總沒收征發委員會”的封條;按照征發沒收原則,對全城應保護的商家實行掛牌保護。1933年,成立“紅軍總沒收征發委員會”(簡稱總沒委),統一處理對土豪劣紳及反動分子浮財的沒收和軍需物質的征集、分發(給部隊和民眾)。1934年11月10日,總政規定:“從步兵團起至師、軍團、總政部,均設立沒收征發委員會,……”總沒委主任林伯渠,副主任毛澤民。

1935年3月16日,紅軍進占仁懷茅臺鎮。國局在“成義”“榮和”“恒興”等酒坊門上張貼布告(大意為):茅臺酒為民族工業,是保護的對象,紅軍應該公買公賣,對各家酒坊的財產應予以保護等。國局還在茅臺打了幾家土豪劣紳,把酒分給各部隊,主要用于消炎鎮痛、活血化瘀,以驅除行軍疲勞、提振精神。

8.參與收容、搜救

紅軍歷來高度重視收容工作。1934年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指出:“由政治部協同司令部、衛生部與保衛局加強收容隊與攔阻隊的工作,消滅行軍中的落伍與逃跑投敵現象。”次日,中革軍委又指出:“各梯隊應派收容隊,收容落伍病員。”10月29日,中革軍委強調:“必須高度加強政治工作,注意行軍中衛生的救護和收容攔阻隊的工作。”12月8日,指出:“一、三、五軍團后衛部隊應負責……收容落伍病員。”12月21日、24日,紅軍總政治部分別在貴州黎平、劍河發布的“訓令”和“指示”中都強調:“加強紀律檢查隊與收容隊工作。”

走在隊尾的收容隊工作危險且艱辛:安排不能行走的落伍人員騎馬或坐擔架以追趕隊伍,把遺散武器裝備收攏起來并作妥善處理,隨時報告敵情,預防和阻止意志薄弱分子脫逃革命隊伍,保證自身和部隊安全等。據《楊得志回憶錄》載:“按照一般行軍慣例,軍事主官和參謀長走在前面,政委和政治部(處)主任居中以便隨時部署和開展‘飛行政治工作’,特派員帶隊在后負責收容落伍人員。”

15師師長彭紹輝在長征日記中寫道:“十二月五日……朱、羅經過我處時指示,要特別注意收容工作,并說連隊收容組應由支部領導,團設收容隊,由政治處領導,我按此要求做了布置。”據鐘有煌(紅13團醫生)的《長征親歷記》載:“收容隊是由團政治處、供給處和衛生隊抽人組成的,走在全團的最后,主要負責幫助掉隊落伍的人跟上部隊和安置不能隨隊行動的傷病員。”1934年11月29日《紅星》報的《消滅掉隊落伍的現象》指出:“要求各級政治機關能在實在實際工作中想出更多的具體辦法,并在戰士中進行廣泛的教育,動員全體指戰員來消滅掉隊落伍的現象!”據《李堅真回憶錄》載:“掉了隊是很危險的,一個人孤零零的,就可能被土匪或頭人捉去殺死。……我真幸運,收容隊又來了……”

1935年3月底,軍委總部二局原副局長錢壯飛南渡烏江時在貴州金沙失蹤。接到搜救命令后,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分局長歐陽毅火速帶領保衛大隊30多名指戰員,在可能的區域內連搜帶喊。國局保衛大隊也派十幾個人來協同搜尋,可惜也未找到。據傳,他因到樹林里去躲敵機轟炸而被土匪綁架并最終被“撕票”。

此外,中央紅軍警衛武裝在長征途中還做了不少重要工作:國局保衛大隊負責收回或銷毀所有可能泄露紅軍長征行蹤的物件,如《紅星》報、各部指示和文件、標語、路標等;政衛團沿途安置實在不能長征的重傷病員;做民族工作(如1935年4月中下旬,政治保衛大隊把少數槍支彈藥贈給當地頭人,以獲取支持)。

三、裁減部分警衛武裝

1.撤銷軍委教導師

既要承擔繁重的物質搬運任務,又要參與常規的警衛和必要的戰斗,自然導致前進速度緩慢,使軍委教導師減員嚴重。1935年10月,施平(即陳云)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工作時說:“我們所帶的行裝太多,笨重機器裝得太多。我們把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項機器,通通都拖走了。……由于這種錯誤底結果,我們的基本部隊變成了行裝護衛隊,而自由周旋的兵力反而不夠。”

為給教導師減負,軍委曾于1934年11月10日下令要求“利用一天時間……以便完全解放教導師運輸任務”,只因戰事緊急才未執行到位。當教導師于1934年12月17日進入貴州黎平城時,已由6000人減至2000余人。黎平整編撤銷了軍委教導師,將其余部補充到紅一、紅三軍團;并將剩余的物件贈送給民眾或毀棄。張經武編入干部團待分,何長工任軍委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和中央紅軍干部休養連連長,孫毅任政衛團參謀長,李熙到總政組織部工作,裴周玉任紅三軍團保衛局檢查科科長。據《何長工回憶錄》載:“由于敵人的前堵后追,我們且戰且走,部隊犧牲數量大。因此,黎平會議前后,教導師所剩人員無幾,基本上補充到部隊里去了。”據裴周玉的《踏上艱難的征途》載:“黨中央在黎平……撤銷教導師建制,歸建到一、三軍團。同時還決定將剩余的四百多件物資全部破壞丟棄。”據孫毅的《憶紅軍長征初期的教導師》載:“幾天后的一個下午,劉伯承總參謀長來到教導師,向科長以上干部傳達黎平會議精神,并安排教導師有關撤銷方面的若干事項。他說:‘要做好政治動員工作,保證順利完成整編任務。’”

2.縮編政治保衛局

遵義會議后,國家政治保衛局調整部分部門和首長的職能、職務:第一,撤銷紅軍工作部和白區工作部。鄧發仍任局長,李克農為偵察部部長,王首道為執行部部長。黎平整編中,原軍委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鄧發任軍委縱隊副政委,繼續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第二,執行部下轄預審、執行兩個科;國局執行科和特務隊改由軍委總部直接指揮,任務更艱巨——先遣探路、警衛首長、駐地選擇、外圍偵察、收容人員等。第三,國局總隊部參謀長盧偉良到李克農手下任偵察員。

3.撤銷政治保衛團

1935年1月中旬(一說在2月的扎西整編中),召開政治保衛團的連以上干部會議,鄧發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宣布取消國家政治保衛團。將原第1營與國局特務隊合編為直屬軍委總部領導、下設三個隊的保衛大隊(吳烈任大隊長,原特務隊改為第1隊即手槍隊)外,原第2、第3營分別編入紅一、紅三軍團和干部團特科營。團長姚喆任4師第10團代團長,政委張南生調任紅37團(該團為中央紅軍總后衛——紅五軍團的后衛團)政治處主任,參謀長孫毅任5師偵察參謀。1975年,張南生在《遵義會議的光芒》中回憶說:“全團除留下一個連由吳烈同志帶領與中央的內衛隊合編外,其余都依照中央指示分別編入一、三軍團。”

蘇區肅反可謂自毀長城,這使執行單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形象受損。長征開始后,國局大部分人員并入各軍團,工作權限明顯縮小,基本徒有虛名。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決定將國家政治保衛局縮小到最低限度,與政治部合在一起。1935年10月,以原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的政治保衛局干部為基礎組建“西北政治保衛局”(局長周興)。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衛局更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通稱“邊區保安處”,負責陜甘寧邊區的鋤奸保衛肅特工作)。國局存在六年多:成立“政治保衛處”(1931年6月)→擴編改稱為“國家政治保衛局”(1931年11月)→整編改稱為“邊區保安處”(1937年9月)。

        

                     (作者系民建會員、貴州黎平會議紀念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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